文章传播广了，也引起了当地电视台的注意。当时镇上的电视台刚成立，为了打响在当地的认识度，他们准备拍摄一个系列节目反映城镇化对当地农民的影响。秦家就被当作典型例子，成为了采访拍摄对象。
那天秦老汉不在家，他跑到隔壁村子的大哥家借钱去了。记者到的时候，只有芒生、槐生两兄弟坐在院子里编筐。槐生作为当事人之一，成了这次拍摄的主角。
那时的槐生胆子小，那黑黑的镜头和话筒以及长枪大炮背后所代表的未知世界让他感到恐惧。不过，他还是答应了。因为记者说采访了就能上电视，上电视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遭遇，就有更多可能抓住花衣服，那钱就能追回来。
采访时间不长，制作时间却很长。节目播出时是大年初一，这在秦家村算得上大事。放鞭的小孩放下了手里的火柴棍，包饺子的女人放下了手里的擀面杖，连搓麻将的男人们上听儿也不胡了，纷纷来到村办公室的大厅，守着十来寸的小电视等着看槐生。虽然槐生就坐在他们中间，但他们总觉得电视屏幕那头的槐生更好看。
多年后，冷文昌无意间听说了这件事，专门派人去电视台找来了那期的节目录像。节目时长很短，槐生出现的时间更短，前后加起来不过十分钟。院子里的风将他的小脸吹得像深秋的苹果，但他的额头却肉眼可见地在冒汗。两只小手紧张地抓着手里编筐的藤条，手指在风里冻得像凉水里捞出来的胡萝卜。因为太用力，“胡萝卜”在指关节处发起了白。诉说事情的槐生很认真，语气像在朗读课文。语气抑扬顿挫，那小脑袋随着起伏的语气摇来晃去的。看得冷文昌笑倒在了沙发上，羞得一盼扑过来捂住了他的眼睛。
当时的槐生如果知道这影像会保留这么多年，他会再花一段时间犹豫要不要接受采访。不过他最后应该还是会同意。秦老汉的唉声叹气，大哥怄气离开的背影和村里人嘲弄的目光已经切断了他拒绝的可能。
再说了，采访的结果是好的。虽然花衣服还是没有找到，钱也没有要回来，但是秦家的经历通过媒体的传播被镇上一些好心人看到了，秦家陆陆续续地收到了一些捐款，加在一起竟然比被骗的还多。听说家里又有钱了，准备在外打工的霜生便回来了，村里的寡妇也来敲门了，秦老汉又活了过来。他开始得意起来：“瞧吧，因祸得福。你还得感谢你爹爹我。”
秦老汉除了感谢自我，倒也知道要感谢当初报道的记者们。他挑了一些梨子寄到了电视台和报社，还咬牙花钱定制了锦旗，上面写着：记者同志，你是我们的救命大恩人。
十岁的槐生站在炕边，小心翼翼地摸过毛茸茸的锦面，看了看那烫金的“记者”两字，又盯住末尾“大恩人”三个字，身体里的血都沸腾了起来，觉得找到了这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
然而，当十岁变为二十一岁，当槐生变成一盼，他知道了梦想与现实是有差距的。记者也不总是高大上，工作充满了琐碎的小事。
就像现在，他站在主编的办公室，接过了整整两箱子的过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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