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你们劳动，这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也对你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象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
张管教开始嘚吧嘚吧的没完。
台上台下的所有右派就这么一直被批评，仿佛他们都是杀了三千六百万人的大恶人一样。
许多右派沉默不语默不作声，陈彬更是心中一肚子火气，你说服气吗？当然是不服气的，因为你张管教算个什么东西，什么本事都没有的臭农民，搁这叽叽歪歪，字都不识几个的臭农民，建设你妈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呢。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要多傻b有多傻b，这场反右完全不以法律为准绳，不经过法律审判，唯一的方法是以言定罪，而当年被批判的右派言论大多数系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无限上纲，甚至于以对当错，是非颠倒。
少数批评执政党领导及其基层下属的言论或许有偏激片面之处，但也在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内，应当实行言者无罪，竟也被定罪。
某些当时认为错误的言论，经过历史检验，其实是不被多数人理解的超前思想或当局难以容纳的逆耳忠言。
上述种种现象和做派在延安整风中早现端倪并造成严重恶果，但它的教训在建国后的成功喜悦中被忘得一g二净，发动的群众运动的巨大破坏力，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和深远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
薄一波批评的估计「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X」。
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当时强调反对‘右倾情绪’的气氛下，实际上很多这样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如把说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言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对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正常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等等，这就不能不导致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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